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绕过那条充斥着各种“成功者要达到的10条标准”之路，走向一间不大的屋子，选择简朴甚至单调的生活方式，只为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再向下多挖一点，想着自己能不能再为社会创造些什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陶澍老师所带领的研究组就是这样一群人，一群为科研梦想坚守的人，作为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组员，他们在新时代完成着自己的梦。

　　聚焦：陶澍重点实验室

　　隶属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陶澍重点实验室由陶澍院士指导，主要项目是“大气PM2.5传输模拟”和“农村能源调查”。实验室目前由一位博士后、八位博士生、四位硕士生、四位本科生构成。

　　作为几个课题小组中资历最深的博士生之一，韵潇致力于中国农村生活能源对于大气污染和人群健康的研究。事实上，在很多环境研究领域中，农村地区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但陶澍告诫学生们，不能忘了农村。

实验室成员下乡调研

　　在城市里，人们经常查看当天的空气质量，也会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抱怨污染的情况。城市人群集中、汽车尾气排放量大、严重的雾霾天气等都会成为人们更担心城市空气污染的原因，而农村给人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海子诗中的那般，“活在这珍贵的人世间，水波温柔，阳光强烈”。

　　“但实际上农村的大气污染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城市的更加严重，”韵潇说，“比如室内污染，城市里只有做饭会产生污染物，大多数家庭有污染也马上被油烟机抽走了。但在农村，北方很多地方还在用使用固体燃料的家庭炉灶，炉子在房间里面烧，刺鼻的气味在门外都能闻到。”

　　这种生活源对大气的污染程度常常被人们低估甚至遗忘。举个燃煤的例子，虽然每年电厂和工业用煤的消耗量大约比生活用煤高一个数量级，但事实上生活源有其自身特征，消耗量小，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单位质量或体积能源燃烧产生污染物的质量）却很高。国家往往通过限制电厂和工业用煤的量以期达到大气污染的治理效果，但据韵潇的研究来看，若是从生活源切入，只需减少相当于电厂或工业的大约十分之一的耗煤量，就可以达到接近的减排效果。

　　这些研究依赖于课题组成员们多年扎根农村开展的数据测量和搜集工作，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几乎全部的地级市（暂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收集后反馈给课题组里负责数据统计和建模的同学们，应用于大气污染分布模型，通过模型的模拟可预测某时某地大气PM2.5的浓度。

　　这种使用大气化学传输模式模拟大气PM2.5浓度的研究方法，让研究小组不仅能以此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大气的污染状况，而且可以推知过去的大气状况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我们通过能源调查和排放因子测量希望得到一个统筹的数据，从宏观上知道每个市级城市与农村居民生活各消耗了多少能源、排放了多少污染物，进而提出相应的减排措施。”

　　走近：“我”与实验室

　　“读博这几年虽然有些不顺利的地方，但总体还是非常好的。”谈起自己的博士生涯，韵潇没有诉说科研工作的枯燥和无聊，对科研的强烈兴趣和取得科研成果的成就感让他整个人神采奕奕。“我觉得做科研是一件挺高兴的事情。一想到我的研究成果能帮助到别人、能对社会产生一点正反馈的话，就会觉得很满足，这算是实现人生价值了吧。”

　　对科研要有热情是陶澍实验室的“挑人标准”。正在就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邱有为自认为本科的成绩不算特别优秀，但他对科研的强烈兴趣、对“冷板凳”的无所畏惧，打动了陶澍老师。而这种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本科阶段时受陶澍影响的结果，邱有为说:“很多时候我都被陶老师的敬业所影响，想要向他学习，用他对自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外人看起来，做科研是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思考钻研，在枯燥的过程中只能等待结果的一点点愉快，转而又要投入到下个研究阶段的事情，但是对于今年刚成为陶澍博士生的徐浩然而言，“做科研不仅是对外部事物的永恒探索，也是对自己生命的补充和完善。”陶澍今年已经68岁了，但对科研事业的激情和热爱使他仍保持着像年轻人一样蓬勃的精神状态。徐浩然也正是被陶澍这种年轻的、永远精力充沛的状态所感染，决定选择科研道路并且打算为之奋斗一生。

　　“陶老师那种年轻的感觉，让我觉得做科研可以让你的生命时间得到延长，年轻的日子会比别人多很多。高校的教授们五六十岁的时候，其实状态跟三四十岁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有了科研能力的提升和更多经验的积累。他们一直在和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学生们接触，他们也是在做三四十岁的时候做的日常工作和活动，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会那么年轻。”

陶澍和部分毕业学生合影

　　深入：家一般的团队

　　从“小师弟”邱有为、徐浩然到“大师兄”韵潇，一群认真严谨、青春热血的年轻人聚集在了同一个科研实验小组。成员们可能对自己的研究轨迹怀有不同的愿景，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被陶澍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以及对科研的无尽热爱，这也是他们加入课题组的原因所在。

　　科研对他们而言蕴涵着无穷乐趣，尤其在这样一个气氛融洽的科研团队之中。“整个团队就像家一样”，韵潇这样形容实验室的氛围。在这个大家庭中，陶澍老师就像他们的大家长，领导和统筹着实验室整个的科研工作，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领路人，身体力行地践行身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应有的钻研精神。

　　“陶老师没有手机，也不用微信，他和别人联系只发邮件,出门都和大家在一起。”邱有为说，陶老师在闲暇之余有时会和组员一起下棋，“大家都不会让着他，我们‘放水’老师会责怪我们，但其实他的水平比我们高很多，我们很难赢他。”

　　陶澍还喜欢和学生们一起打球、爬山。“老师精神很足，爬山比年轻人还快。而且我们春秋游老师都是骑自行车去的，他骑车很快，我只能骑着电动车跟着他。”韵潇说到这里笑得很害羞，“老师的车很旧，车筐都快和车分离了，他也不让我们给他换车，所以我就给他换了个车座和车筐。”

实验室部分成员合影

　　不管年龄多大、能力多强，陶澍始终保持着年轻、沉稳的心态以及对科研的热情，组织着这个“家一般的团队”。作为一个不常开组会的团队，基于的是陶澍合理分工以及团队无间的交流，对于他们来说，科研精神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勇攀高峰。也许正是这样的共识，使得他们的团队更富有凝聚力和创造力。

　　致敬：冷板凳的坚守

　　“3个人拖5个大箱子，装200个检测仪”“3次大巴，转车6个小时，晚上10点半到调研的村子”“7天调研100户人家”……这是外出调研同学的常态，以至于到后面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见到村民还是张口就问：“叔叔/阿姨好，您家主要使用什么类型的能源取暖和做饭……”

　　科研并不是由那些遥不可及的群体组成，再冠以外界神圣化描述的一件事。更多的是一群人绕过那条充斥着各种“成功者要达到的10条标准”之路，而走向一间不大的屋子，选择简朴甚至单调的生活方式。

　　“当时师兄在电线杆上装研究仪器，他让我准备好一块木板，万一触电，就用木板把他打下来。”韵潇说。研究者为了在所属的专业领域再向下多挖一点、再看看自己能为社会发展做些什么时，有时甚至都忘了自己可能面临着危险。

　　当问起为什么不去找工作而是决定做科研时，徐浩然说：“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没有明确的结束节点，我们要为它努力一生。”他认为科研和工作的区别可能在于所处节点的反馈不同。工作是在一段时间内好好做手头的任务，甲方满意后在社会上换取相关的资源进而转向下一个项目再生产。但科研不一样，没有明确的节点告诉你这件事已经完成，每一个小课题的结束又是新任务的开始。

　　在时间的流逝中，科研一方面让你对这项事物有了不断地新认识，为社会对于该事物的认识做出了积极的正反馈；另一方面，你在探索这项事物的进程中，这件事让作为个体的你也变得更加完整，补充着自己的生命，让精神有所寄托。

实验室成员在火车站调研

　　“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攀登高峰，并且要在其中找到快乐。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快乐，但你需要找到自己的快乐。”韵潇补充道。

　　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做科研，韵潇这样说道：“这是最好的时代，我觉得作为北大人应该要有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