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园旁哲学系古色古香的院子里，有这么一位老先生： 他喜欢思考，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他一心一意斟酌着如何把先哲的思想用中文表达、传递给学生； 他热爱教学，把它作为毕生的事业，“天地君亲师”，教师在他眼中是神圣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义务； 他关心学生，把溢于言表的爱通过备课、授课、谈话、讲座和自己的的一言一行传染给每一个他曾教授过的学生；他就是虽已满头白发仍然奉献在讲坛、执着于教师生涯的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

选择哲学：从学生到先生

哲学是智者的职业，同时更是坚强者与勇敢者的职业，自小赵敦华便对哲学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爱。命运弄人，一纸政审粉碎了赵敦华进哲学系的梦想，却没有粉碎他对哲学的执著追求。在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的日子里，赵敦华自学了所有哲学主干课程，并以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国家公派留学生，赴比利时卢汶大学学习哲学。在卢汶大学，他又以6年的拼搏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罗素与维持根斯坦的对话——分析哲学问题的起源和发展》被答辩委员会评为“最优全优”，赵敦华成为卢汶大学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不论你的专业是什么，凭自己的热爱学习，这是最重要的。”回忆起那段往事，赵敦华很有感触，“所以我现在也是对学生这么说。哲学是一门非功利的基础学科，如果带着很多功利的目的来学可能就学不好。要从自己的爱好兴趣出发，不管本科是什么专业，深入下去，都会取得不错的成果。”

卢汶大学的求学经历对赵敦华的教学影响很大。作为一所融合了英美和德国哲学教学模式的国际化大学，卢汶大学既传承了德国哲学的系统性研究，注重原著的学习，也吸收了英美哲学中的清晰性要求，强调对语言的分析。这种结合让赵敦华受益良多，他多年的教学工作也始终凸显着这种结合。在他看来，严格的哲学训练有着共通性，既要注重原著，强调理论的分析，研究的深度，又要字字斟酌，训练思维逻辑的清晰性。 北大是一块圣地，未名湖的灵秀与博雅塔的深沉赋予了她独特的精神魅力，近百年来在这里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如何在北大“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如何从一个汲取养分的学子转化为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如何把所学所思传承发扬，在这从读书到教书的重大转折点上，北大哲学系元老洪谦先生是赵敦华的引路人。 “我是88年来北大的，洪先生93年去世，虽然交往只有4年，但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做老师最重要的品质，”赵敦华顿了一下，说道，“洪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学术至上，放弃了很多更高的荣誉。英国的教授职位，政协委员的头衔，他都没有兴趣，在北大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教学研究，乐而不疲。” “在哲学上始终保持明晰的思维，是洪先生给我最大的启迪。他和我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人头脑清楚，头脑不清楚，非常简单。我觉得这个评价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个很高的要求。

”在赵敦华眼中，教哲学的人，首先自己要把问题想清楚，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没把哲学问题想清楚，想让学生听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在几十年的教学中，赵敦华始终警醒自己“头脑要清楚”，让课堂教学围绕着哲学问题的要点、要害。 教师是一个崇高的事业，“天地君亲师”，尊师重教的传统既给赵敦华带来了荣誉感，也让他有着沉甸甸的责任感、义务感。在赵敦华的心目中，教师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热爱教师事业，热爱学生，崇尚学术。他把这份对学生、对教育事业浓浓的爱浓缩到了教学模式的求索中——怎样讲，能让学生听得更明白？怎样练，能让学生更容易掌握？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在学会理论、方法之后能更为熟练地应用？这些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成了赵老师教学生涯永远的求索。

讲坛心得：深入浅出，突出重点，融会中西

既要为哲学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又要为全校同学开设全校通选课。对于这些年级跨度、专业背景各不相同的学生，赵敦华总会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因材施教。

本科生教学深入浅出

“北大有着最好的学生，他们都非常聪明，非常有才气。我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他们对哲学的兴趣。因为学生从高中考到大学，从未接触过西方哲学，如果一开始讲的糊里糊涂，他们就会对哲学感到畏惧、厌倦，那么兴趣就会降低了。所以一开始一定要深入浅出的把它们引入门。” 深入浅出，是赵敦华对本科生讲课一贯遵循的原则。哲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西方哲学史对本科生来说更为困难，它和高中的授课顺序不同，并非由浅及深，步步深化；在西方哲学史的领域，语言和思维方式上的困难都在最前面——古希腊哲学是开始，也是最难懂的，如果真正学好了古希腊哲学，之后的哲学就好理解了。

“举例来说吧，‘存在’问题的提出和表达在希腊哲学中是以另一个方式提出的。在希腊哲学中，‘存在’并非我们感觉到的事物，它恰恰是一个抽象的思辨的概念，从系统词的‘是’展开。系统词的应用如何转变成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存在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方式对初学者来讲就非常困难。”赵敦华笑了笑，接着说，“因此，我一开始把这个问题给回避了，没有直接谈希腊哲学，而是通过讨论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希腊哲学是怎么在逻辑上思考这个问题的，结合希腊文的原著、原意来讲，否则不论是老师想讲清楚还是学生想理解这个问题都非常困难。”

如何对本科生讲解好哲学中这些抽象的概念呢？赵敦华认为，教师自己首先要对原著，对希腊文的原文意思领会清楚。在北大讲哲学，一大挑战就是要用中文讲解西文，要在讲解的同时指出中西哲学和语言的差异。“比如，中文的系统词‘是’从来就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但是西文中莎士比亚的‘to be or not to be’实际上是一个希腊哲学的问题，但一般我们只是把它通俗的翻译成‘是生还是死’。”因此，赵敦华始终强调教授哲学概念要结合西文的特点，并考虑中西语言的差异，进行深入浅出的启发性教学。

在把哲学概念领会清楚的同时，赵敦华也积极启发、引导他的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发现哲学问题，通过思考体会哲学思维的乐趣。对每个学生，赵敦华都有一个最低要求和一个最高要求——最低，要理解历史上的哲学家最基本的一些观点；最高，可以按自己的兴趣来思考哲学问题，体会哲学的乐趣，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适合往哲学方向发展的教学和科研的人才。正是这样的最低和最高要求，培养了很多新世纪的哲学人才，也让很多从事非哲学职业的毕业生感到理解消化哲学观点和哲学方法对其现在的工作大有裨益。

全校通选课突出重点

为了使全校的同学都有机会接触哲学，赵敦华开设了全校性的通选课“西方哲学史”。然而，仅仅每周两学时的课程安排，使得许多内容无法深入展开。理科、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不同背景学生的关注点不同，也给讲好这门课增加了难度。 在“西方哲学史”的教学方法上，赵敦华始终坚持两点：第一，一定要突出重点。虽然理科、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学生关注的重点都不一样，但赵敦华总能有理有据的把哲学中的重点向他们一一阐述；第二，不在系统性上花过多的功夫，更多针对思想性和方法论进行训练。在指导学生们读原著时，他经常会给出一些很多元的范例，使学生更全面、更生动形象的理解哲学中的方法论。 “在西方哲学史这门课上，一些理科学生，以及一些学经济、法律的学生，他们的悟性都很好。这些学生有的有些选了哲学作为辅修专业，有的到哲学系读研究生，这也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赵敦华扶了扶眼镜，笑着说道。

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史

如果说赵敦华在所有这些教学实践中的存在着共同之处，那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史”。在本科阶段，这体现在中文的教学、中文的理解、中文的思维，用中文把西学概念深入浅出的讲明白。而在研究生阶段，“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史”更多的体现在中西哲学的对比研究。 赵敦华历来主张用中文讲西方哲学，“现在有些人主张讲西学就是要用西文，如果用中文就讲不深、讲不透，我是一直反对这种观点的。因为现在国内的大学里开设西方哲学史不是为了给外国输送研究生，大部分都是要立足中国本国，把西方哲学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包括以后不搞哲学，从事其它专业、其他职业的同学，他们也需要通过中文来理解、转化西方哲学的概念，我认为教学的目的一定要明确。”

虽然鼓励研究生在学习中比较中西哲学，但赵敦华却不赞成研究生们写这方面的论文。在他看来，只有充分掌握了中西两方面之后才能作比较，如果概念朦胧、对两方面还没有全面掌握，这种比较是很肤浅的。 在课堂教学中，赵老师时常会用到比较的方法。这不但帮助学生理解西方哲学，也能帮助学生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甚至可以用西方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赵老师也时常鼓励学生们在理解、运用的时候拓宽视野，不要学习西方哲学就仅仅局限于西方哲学中，而是要融会中西。 目前，北大哲学系包括8个二级学科，如何在使这8个二级学科中相互对话、相互沟通，是赵敦华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我想应该从学生开始抓起，在学生阶段就要让他们有一种自觉的融合意识，这样才能逐步推进我国哲学的学科建设。”

大胆创新：教学改革的领路人

“赵老师写的书特别受欢迎，结构清晰，简明易懂，真的是把西方哲学史讲透了。”不少学生在用过赵老师编写的《西方哲学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这么说。 的确，《西方哲学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等新教材的出版让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等主干课程的教学更加得心应手，但是却鲜有人知道这背后的艰辛。 1988年，赵敦华怀着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回国教学，成为北大哲学系的一名讲师。然而，国内老式的课本内与赵敦华新式的授课内容无法匹配给西方哲学史的授课制造了不小的障碍。不少学生质疑手头的教科书和老师讲的不一样，有些人还反映听不懂。赵敦华越来越感到编写新教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994年，恰逢教育部启动了面向21世纪的教学体系和课题建设计划，要求北大每个学科都进行教学改革，赵敦华主动承担了哲学教学体系和课本改革项目，成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虽然只有几万元的经费，但是老师们的工作效率特别高。根据学校“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流培养、因材施教”16字方针，哲学系的8个二级学科每个都开设了全校性通选课，本系主干基础课以及一些选修课，并开出了哲学导论等新的必修课，建立了系统的层次。 教学改革最终的成果落实在教材的编写上。在7、8年的时间内，赵敦华带领系里老师将哲学系主干课教材全部重编或重写，并与北大出版社合作推出了“北大哲学系教材系列”，有些书还被列入国家精品教材。赵老师的《西方哲学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两本书就是在教材系列里推出的。

在赵敦华看来，一本好的教材必需要经过教学实践的长期磨练。教学相长，他很注重学生的反馈，并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断修改讲课笔记，最终完成了这两本教材的写作。“我的中文教材并不是简单充实或改正一下以前的教材，它确实是根据我用外文理解的西方哲学史，并经过教学的实践转化成的新一代的中文西方哲学史教材。”赵敦华很欣慰的说。 在着手系内改革的同时，赵敦华还参与了北大“文科综合试验班”的组建工作，并用这些经验为“元培学院”的组建出谋划策。“我觉得，元培计划不应该是推倒重来，应当在以前的教学改革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包括吸收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的经验教训。”

1996年，赵敦华在《北大教育评论》上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谈“文科实验班”和元培课程设计的关系。不久，学校领导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建议在元培开设了“经济学——政治学——哲学”这个新的专业方向。对于这一举措，赵敦华大为认同：“我认为元培的优势在于跨专业，学生有自由选课的优势，但是这个自由选择一定要有一定的组合，否则就会显得盲目、任意，就会显得散慢，精力分散，缺乏专业方向。所以我想把学生的自由选课和跨专业相结合，跨专业是一个适当的集中，‘经济学——政治学——哲学’这三个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现在看来以后元培可以找到更多的结合点。”

教学第一 兼顾科研

除了在浩如烟海的教学矿藏里不停地挖掘、探索之外，赵老师还广泛地涉猎哲学的前沿研究，完成了《卡尔•波普》、《基督教哲学1500年》、《西方哲学简史》、《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等十余部著作，成绩斐然。因为他意识到，现代学科发展日新月异，不断研究新的知识才能进一步完善教学。 “教学和科研在大部分领域是不相矛盾的。” 赵敦华老师一直坚持认为，教学和科研的一部分成果是相通的，把研究问题搞清楚后可以更好的解决教学中的难点。“比如说‘功利主义’，功利和正义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问题，但中国儒家也会研究。又比如，儒家把利和义对立，但如果从西方正义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义和利还是统一的。所以说这些研究可以给教学一种新的解释，新的视角。”

如果教学和科研时间相冲突，赵敦华永远坚持首先保证教学。“教学的时间是固定的，不管多忙，始终都要先备好课。”赵敦华有一个习惯，在上课前把课上要讲的每句话都写下来。两个小时的课，他起码会准备4000字的讲稿；如果要讲三节课，他就要至少准备6000字。在这个基础上，赵老师再做出ppt，列出讲课提纲，以保证要言不烦。 “写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提炼自己思想的过程。有时候讲稿上面笔记修改的看不清楚了，我干脆就重写。因此我备课的时间会比讲课的时间要多个两倍到三倍。两个小时的课程，我要准备六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要一天的时间。”赵老师指着厚厚一叠讲稿说。

体谅到哲学系的研究生学业较重，赵老师尽量不用科研去挤占学生的学习时间。他常常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基础写论文，不要硬和老师的科研项目挂钩，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和自主支配时间。 “赵老师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他也很尊重我们学生自身的学术兴趣，在此基础上会给予我们尽可能多的指导和帮助。每次和他聊天，我都会对某个问题有进一步认识，产生新的思索。”哲学系07级研究生骆长捷的评价让所有上过赵老师课的人都颇有同感。 无止境的探索、思考，让赵敦华在2009年荣获“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这是对赵老师几十年来在人才培养领域突出贡献的最好肯定。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将孜孜以求地在哲学的世界里传播知识，续写着绚丽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