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陈佳洱的人都知道，他有不少头衔：原北京大学校长，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原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还有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物理学会会员、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日本、英国数所大学的荣誉博士……然而，你可能不知道陈佳洱还在中国核事业发端及发展过程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其前身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参与创办的教师之一。

值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56届（中国首届核科学）毕业生50年后返校之际，记者对原北大校长、物理学院教授陈佳洱院士进行了专访，一同回顾了那段峥嵘如歌的创业岁月，展望蒸蒸日上的美好未来。

毕路蓝缕：见证从一穷二白到中国核科学家摇篮的历程

出东门直行300米，路的左边便是“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所在地，谈话就在临街的楼房二层的一间办公室进行。72岁的陈先生头发几近全白，坐下来与记者的第一句话便是“北大的技术物理系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教育基地”。于是，话题也就由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开始。

那是在1955年的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问题，会上做出了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根据党中央的这一决策，培养核科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就成为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中央很快决定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核工业的三机部前身）领导下和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所前身）的协助下，筹建北京、兰州两个物理研究室，作为专门培养核科技人才基地。

当年6月，21岁的陈佳洱接到通知被调到北京大学，参加筹建物理研究室。当时，从各地调来的有浙江大学副教授、副教务长胡济民、东北人民大学教授朱光亚、北京大学教授虞福春和复旦大学教授卢鹤绂，还有孙佶、孙亦梁、张至善、吴季兰、刘元方等讲师。第一批调来的教师中“我是当时唯一的助教”，陈佳洱掰着手指，回想起往事如数家珍。由于当时形势特殊，这些人被要求绝密，对外只能讲“在546信箱工作”，以至于后来学生们称呼自己“546”。

“我来到北大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生。”陈先生说。当时抽调了北大物理系的一批优秀学生，又到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去选拔优秀的大三学生组成了第一届（即56届）的班级。回忆起当年去武汉大学招生的情形，陈先生仍记忆犹新：“那时候跟现在某些单位的本位主义不同，那时是中央‘令出必行’，大家是把这件事当作特殊任务来执行的，全国各地都开绿灯。我去武汉大学招生，学校全力支持，把所有学生的名单，包括成绩单、操行单拿来让我挑，挑完了再谈话，择优录取。”

有了学生，接着而来的是房子的问题。开始筹建物理研究室时，几位教师就在中科院现代物理研究所的306房间办公。8月1日高教部正式通知[机综（55）字第854号]，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研究室，任命胡济民为该室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由副校长江隆基直接领导。同时决定把从全国6所大学物理系三年级中选拔的100名学生转学核物理专业，于1955年暑期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这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把中科院化学所的一层拨给物理研究室科研教学所用，解决了房舍的问题。

当时，陈佳洱还借调到国务院三办任秘书，接待前来洽谈援助事宜的前苏联代表团；同时负责筹备核物理教学实验室，要求在1956年开学前开设8个实验。

北大物理研究室还有另一个为了保密而取的代号“物理6组”。为了解决设备问题，他们就用“科学院现代物理所6组”的名义在市场购买书籍和仪器，通过科学院以6组名义对外定货和定购图书；加上现代物理研究所的器材库提供的器材，基本满足了需要。当时条件艰苦，包括实验用玻璃系统的吹制这样的事都要亲自去做。为了赶在开学前建好实验室，陈先生和几位同事们每天工作到深夜，经常在实验室搭床，睡一会再继续工作。当时开设的专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都是教师们克服困难、在极短时间内现编的教学讲义。比如核物理实验这门课程就是由虞福春先生帮助陈佳洱找了外文版的《实验核物理》做参考，翻译编写装订后供学生们使用。

经过新调来参加北大物理研究室筹建工作的教师、行政人员和技术工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团结奋战，完成了组建研究室这项似乎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上选拔的学生优秀，教师们的努力，在苏联“专门化”培养模式下，达到了预期目标。”陈先生回忆说。1956年9月30日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届原子核物理专业的98名学生毕业了。这批毕业生成为我国核事业起步和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涌现出了钱绍钧、王乃彦、冼鼎昌、张奂乔、王世绩等做出突出贡献的两院院士。

谈话中，陈佳洱特别谈到胡济民：“他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创始人，从筹备到组建到领导师生员工克服困难、积极进取，直至去世一直在北大，为我国核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奉献了毕生精力。”

这之后，北大物理研究室又历经撤室建系、原子能系改为技术物理系、扩大招生等，在机构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是技术物理系蓬勃发展并不断巩固提高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技术物理系为祖国原子能事业培养出2200多名（有一部分延至1970年毕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这批核科技人才被输送到核试验基地、核武器研究院、核工业厂矿、核科学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满足了新建的原子能事业单位的需要。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我国著名的核科学专家、教授、院士、英雄模范、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带头人或领导者、我国核科技战线上的中坚与骨干，在科研、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95年9月20日庆祝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建系40周年时，技术物理系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为技术物理系题写了“核科学家摇篮”。这是对北大技术物理系最精准和恰当的评价。

重打翻身仗：为北大在核科学的科研与教育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当时党中央决定发展核的教育事业为什么会首选北大？这是笔者一直急于弄明白的一个问题。陈佳洱院士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当时北京大学在和核物理相关的几个专业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陈佳洱拿出一封时任国务院三办白文治局长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关于对北大‘我国第一个原子能教育基地’的提法很好，但还不够。”在信中，白文治列举了北大物理系、地质系等方面的知名专家，认为北大集中了全国最强的力量。

但是，历史往往会不经意地走弯路，从而使它原本的轨迹更加曲折。1969年，对于技术物理系来说是不幸的。10月份，技术物理系与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力学系迁往陕西汉中，建设“北京大学汉中分校”。这段时间的办学条件缺乏，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仪器设备损失严重，部分教师流失，技术物理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是，以胡济民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反而激发了重打翻身仗的更高热情。早在1974年起，就借用北师大设备做新型加速器研制的前期工作，还派一个小支队到上海先锋电机厂进行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和研制。

十年，正好是十年，北大技术物理系迁回北京。陈先生介绍说，正是抱着“二次创业”的决心，依靠原本那些教师，在胡济民先生的领导下，全系经过讨论很快确定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即把重点放在重离子物理研究这一前沿领域。返回北京后，报教育部批准于1983年建立了重离子物理研究所。

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广大教师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形成了一支由胡济民、虞福春、陈佳洱、刘元方、吴季兰等著名教授为首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技术物理系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上个世纪80年代基本上奠定了技术物理系在学科领域的国内高校领先地位：1981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一批建立的博士点；1986年，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核物理与加速器的有关实验室，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重离子物理开放实验室，成为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基地；1985年，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一批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1988年核物理专业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1993年经单独评选，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进入物理学“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后改为“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同时核物理与核技术共同建立了重离子物理国家教委重点实验室。

在技术转化与应用方面，技术物理系也与时俱进、走在了国内的前列。陈佳洱饶有兴致地介绍了2×6MV串列加速器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故事。这台牛津大学转让的加速器经过技术物理系的设计和改造大大提高了性能；现已用于加速器质谱计测量、离子束分析和核技术应用等领域，尤其在顺利完成我国重大研究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加速器质谱计的碳-14测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夏商周断代工程运用碳-14测定年代，要求3000年内误差不能超过±30年，陈先生曾和英国及瑞士专家交流过，被告知很难做到。而技术物理系的这台2×6兆电子伏加速器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测定指标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另外，它还完成了对100多片甲骨的年代测定。

进入新世纪，经过近20年的发展，北大核学科已形成了包括“粒子物理与核物理”与“核技术及应用”的两个学科的建设布局。在粒子物理与核物理走向国际科学前沿的同时，“核技术及应用”学科，已成为新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2001年还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和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一起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1年，依托在北京大学重离子所的“核科学与核技术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为成员单位）正式成立。目前，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已拥有“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和“核技术及应用”两个国家重点学科，现正在申报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佳洱在担任校长期间，北京大学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比照世界一流水平，陈先生对北大核学科的评价是“还有差距，在不停追赶”。对于“追赶”，陈先生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北大在国内低能加速器领域依靠自主创新做了出了不少有国际影响的工作，另外北大在射频超导技术方面取得了若干有特色的成果，因此得以申请成功2007年国际射频超导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说明北大在世界科研和教育方面占有‘一席之地’”，陈先生说道。

力主自主创新：迎接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高潮

从2000年起，陈佳洱先生被调到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担任主任，工作上的原因也使得他有更多精力和动力去关注自主创新和科技转化的话题。

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仅为30％左右，与先进国家的60％、70％有不小的差距；而技术对外依赖程度却高达50％以上。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少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认为引进技术赚钱快。陈先生指出，事实证明，通过市场换取先进技术是一句空话，因为如果对方把一流技术换给你了，他的市场就会丧失，所以他只会给你二三流的技术。所以要走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道路，国有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带头。陈先生认真地说：“改革开放20多年很不容易，现在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而能否跨越这一阶段达到更高的水平，当前处于非常关键时期，就要靠自主创新才能做到。”因此，他对胡总书记在今年2月份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的“建立研究与教育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非常赞同。

陈先生是这样理解“创新”的：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大方面，知识创新靠的是连续不断的系统基础研究，而技术创新是运用现有知识去改造世界。重大的技术创新无不以科学原理的突破为条件，因此它必须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和先导。从世界范围看来，自主创新将是一个国家、机构发展壮大的生命力，北大也不例外。

“另外，基础研究一定要具备实力，否则就会陷入被动不利的地位。”陈佳洱院士介绍说，自己在参与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负责基础研究部分，找了美国有关专家咨询，对方给了这样一段忠告：基础研究虽是公开的，可以分享的，但如果自己不努力，没有足够的实力，也是交流合作不起来的。“技术领域更是如此”，陈佳洱加重语气说。

陈先生十分强调加强学科交叉合作的重要性，不论在担任校长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期间，都积极鼓励不同研究领域与专业的结合。具体到核科学领域，充分的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此外在核医学、核农学、核安检等方面都能体现出来。

在陈佳洱看来，按照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核能利用必定有大的发展和作为，到时候必定急需相关方面的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持。“随着核事业建设高潮的到来，一定也会迎来一个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高潮，而这正是北大的强项。”陈先生说道。“由此所进行的创新将不仅表现在核科学本身，而且应当与生命、考古、材料、环境、地质、信息等学科联合，充分发挥北大学科综合交叉的优势。这样下去，我们的前景将是一片光明。”话语间，一道阳光从窗帘的一角投射过来，照在陈佳洱的身上，先生显得更加神采奕奕。

10月13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将迎来来自四面八方的第一届毕业生，同时也是中国核科学的首届毕业生。可是，作为技术物理系的创办的参与者之一的陈佳洱却连连说“遗憾”。身为国际物理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的副主席，也是其执委会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陈佳洱不得不赶赴捷克参加13－15日召开的大会，“很遗憾不能见到56届的第一批毕业生们了”。为此，陈先生诚挚地为即将到来参加庆典的56届毕业生们留言：

“非常高兴你们回到家来！对你们的到来致以衷心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对你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所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祝贺，感谢你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为北大赢得了声誉；祝愿大家保重身体，健康幸福，老当益壮，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为走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