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王邦维多年来从事梵语、梵语文学与佛教文献，以及中印文化关系史、印度和中国佛教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学术研究上，王邦维师承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于一身的大师级学者季羡林，他在季羡林指导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且是季羡林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

师承季羡林：心目中朴实厚重的学者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季羡林被公认为最杰出、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作为季羡林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王邦维明显的在学术研究上受季老影响很深，但王邦维在提起恩师时，却说得谦虚：“季老学问太大，我学到的仅是老师成就的一小部分。”

王邦维也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他说：“我是在1979年到了北大，才有机会跟季老学习，我对他的认识是随着岁月一步步累积起来，开始时对季老的研究也不十分清楚，后来当了他的助手，慢慢的，有机会了解他更多。”

王邦维说，季羡林为人平易，乐于助人，对自己很认真，是个十分平实的人。中国学者张中行曾形容季羡林为人“朴厚”，王邦维说，张中行所指“朴实厚重”确实十分准确的描绘了季老的为人。

王邦维说，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很广，成就与其一生的机会有关。季羡林1935年赴德国留学，期间从事印度古代语言研究；1946年他从德国回返中国，在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王邦维说：“1949年以后，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很不好，到了80年代，那时季老已经60开外了，他重新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他关心教育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起着带头的作用。他不论是在教育或是在学术这两个领域都积极参与，做了很多事情，恢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他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国内外都引起关注，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准。”

研究义净法师：为后世留下东南亚的重要史料

作为当代佛教学者，王邦维这些年着重于研究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西行求法僧人义净法师，在当今学术界，有关义净法师及其著作的研究，他可说数一数二。

义净法师是唐朝初年从中国到印度求法的一位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是继法显、玄奘之后，同列为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及影响力最大的三位。

王邦维说，义净法师是在公元七世纪，在玄奘法师之后大约40年远赴印度，和玄奘不同的是，义净取道海路去印度，出发地是广州。行程中，义净从广州到达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再到印度。所谓“南海”是中国古代的说法，也即今天的东南亚一带，室利佛逝则是当时南海中最大的古国，也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而广州是当时南海交通中最重要港口城市。

义净抵达印度后，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在那烂陀学习10年。离开那烂陀后，他同样取海路东归，又在南海室利佛逝一带滞留了一段日子才到洛阳。从此在洛阳与长安两地翻译佛经，直到去世。

王邦维说，义净法师西行求法对后世贡献不小，他有好几本书传世，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部书都是义净在室利佛逝写成的。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19世纪开始受到国际重视，并有不同语文版本问世。《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虽然是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57位僧人到印度和南海访问求法的事迹。但是，书中也兼述了各地的民情风俗，为研究7世纪东南亚诸国状况和国际交通的重要史料。

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中国就与南海地区有广泛的贸易、文化、外交以及宗教方面往来。但王邦维说，在宋代以前有关记述中国与海外交通，及东南亚情况的著作中，义净的著作对史料的提供贡献很大。

他说：“了解自己国家及周边地区早期的发展历史十分重要，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成果一直是多元文化，多种民族促进的结果，但东南亚（南海）各国本身没有留下成文的历史资料；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中国人做，包括当时的中国使节、僧人、商贾等都留下了资料，做出了贡献。”

王邦维说，从义净取道南海，到印度求法的经历，可以看到中国与印度以及南海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人起了重要作用。义净法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重归南海传》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在书中描绘了中印之间，以及南海一带的交通、风俗、宗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已被公认为是研究印度及南海文化史的宝贵史料。

“洛州无影”的迷惑

另一方面，义净法师在室利佛逝时写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书中讨论到古代在各个地方怎样利用日影测定时辰，其中有“洛州无影，与余不同”一句话。书中所指“洛州”即中国今日的洛阳。

由于洛阳位置在北回归线以北，从天文的角度讲，一年之中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无影”的情形。从天文学角度讲，这是无法解释的一件事。

针对“洛州无影”这个多年来困惑无数学者的说法，王邦维说，在一次偶然机会下，他发现在河南登封的古观星象台院内，在唐代或者更早，建有一座“周公测景台”(测景即测影)，当地人称这座台为 “没影台”，上面的石表，在夏至之时，就会出现“无影”现象。登封古代在洛州境内，今天也仍属于洛阳市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正是义净所说的“洛州无影”。

玄奘法师：奇人奇书

王邦维对另一位唐朝高僧玄奘法师也极为推崇。他认为一般人对玄奘的认识与熟悉是来自《西游记》，但真实的玄奘其实和《西游记》里善良、慈悲得简直迂腐的唐三藏全然不同。

王邦维说：“真实的玄奘法师其实是个奇人，他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探研佛学，千里迢迢从中国到印度留学，其中碰到的困难，他所表现出来的毅力，那种置生死于事外的精神已超出了宗教范围，这一方面，鲁迅给予玄奘很崇高的肯定。”

王邦维说，玄奘一大贡献是写了《大唐西域记》，此书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

《大唐西域记》记载玄奘从中国出发到印度途中，沿路所经100多个国家和城邦的所见所闻。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翔实记述了各个国家、地区，包括今日的中国新疆、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的地理形势、风土、人情、语言、文字、风俗、宗教以及佛教圣迹等，为中亚历史、印度历史做出很大贡献，在上个世纪后期，这部书被西方学者发现后，肯定为一部经典著作。”

王邦维说：“《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奇书，它对文化，对历史的贡献远远超过了《马可•波罗游记》。”

关于王邦维

王邦维，1950年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在季羡林指导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是季羡林培养的第一批硕士之一和第一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著作包括《佛经故事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佛教史话》、《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