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外媒称为“中国知名智囊人士 ”，也被称为“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也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他就是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秉持着何种价值追求？又拥有哪些独特的人生经历？带着这些好奇与疑问，北大新闻网记者专访了第二届“国华杰出学者奖”得主之一——王缉思教授。

追求完美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跟商人或政治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追求。”

国外媒体常将王缉思称作“中国知名智囊人士”，但是他不喜欢被称为“智囊”。正如2006年《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对他的采访后记中评论的那样：“这些带有智囊色彩的‘饰物’反而愈发突显了他自身早已定型的骨骼形状——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使命感。”

王缉思教授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诗人王力先生。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不仅赋予了他在求知路途上的优势，更深深地影响着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缉思自愿去内蒙古插队，做过农牧民，当过电焊工，在社会底层度过了人生最金色的十载年华。但是和一些人不同，他并没有因此愤世嫉俗、悲观消极，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依然保持着一份独特的认真与执着。

“当我种菜的时候我就喜欢种菜，当我当电焊工时也喜欢当电焊工，”他笑言，“我喜欢很专业的东西，把电焊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仰焊的时候熔化的液体会滴到身上，但当焊条一根一根地粘上，最后变得整整齐齐，就特别有成就感。”

王缉思坦言，我比较适合做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跟艺术家很像，总是希望能够做到最好，做得接近于完美。

197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年之后就读本校硕士研究生，之后留在北大国政系任教，以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尽管这一切都是机缘巧合，没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他却始终欣然处之。“干一行爱一行，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王教授不假思索地说，“这些‘爱’都是源自于一种好奇，有了这种好奇，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喜欢的。”

不过，他总是坚持，只要决定做一件事，就争取做到完美，做到极致，自言“这是人生的价值追求”。所以，当从事学术工作时，他往往在写完论文后，要一遍一遍地改，改得尽可能没有瑕疵。

“但当一个学者比较成功时，名利就滚滚而来了。这就成了负效应。”同时，他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与这种“负效应”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然而，一个人更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的是坎坷和阻力。当被问及如何克服时，王缉思说：“这时就专心去改进自己的专业才能，精神转移，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知识上得到很多满足，这些困难都无所谓了，因为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丧失。而且既然专注于事业，其他世俗的事情也顾不上考虑太多了。”

对知识执着追求的背后隐含着他对“知识分子”的深层理解：“知识分子都要有一种批判态度，而且这种批判更多的是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是最重要的，然后推而广之审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有肯定有否定，不能一味歌颂，否则那只是虚幻的自满。”

谈到这儿，他不断强调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是有很多障碍，而且多数障碍来自我们自己，如环境问题、软实力问题，话语中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思索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对自己的苛求，恰恰饱含了一个知识分子深切的社会责任感。

为学之道

谈及父亲对自己的最大影响，王教授说：“那应该是对做学问的追求，在学术上是不是能有所成就。”权力或金钱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对他而言，做学问或者从事教育工作才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所以，一直以来，他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一个始终如一的追求之上。

“我想当个学者，但还没当成。”他认真地说。

在他看来，一名合格的学者起码应该在两个方面做出成绩：一是学术建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独创性的学术观点，并用学术专著完整地表达这些观点；二是培养许多学生，而且自己的学生能做得很出色。

“我在这几个方面都不够格，对自己很不满意。”他摇着头，一连说了好几个“不满意”，彷佛我手中“王缉思主要学术成就”长单上的字瞬间消失了似的。

2005年，当王教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回到北大国关学院担任院长时，他曾表示自己希望出三本书，主要关于中国外交（英文）、世界政治概论和美国研究。“四年前的话，一个都没兑现。”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担忧和紧迫感，“一定要在这几年内完成。”

话虽如此，事实上王缉思教授在近5年里取得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2005年，他在美国《外交》杂志这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政治刊物上发表《寻求稳定的对美关系》一文，表达他独特的见解；2008年，他作为总主编，组织编写了《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2009年，他同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之一约瑟夫•奈教授联名发表论文《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突破。

除此之外，王缉思教授还投入了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在社会工作上，力图将教学研究和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抱着这样的想法，2007年5月，他筹建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他希望一方面在研究中把中国的重要地位突显出来，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研究世界，研究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发展有何种关联；另一方面，调动学院教员们的积极性，把教学和实际联系起来，努力使课程讲授具有更强的目的性。

他曾说，为求知而求知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永远的追求，但是处在中国这个快速转变的社会，如果我们对一切重大的事务都不管，而只是追求一种理论上的简约的完美，不现实也不应该。

“如果把我的学术工作分为三个部分，那就是学术研究的成果，通过教学让学生获得一些知识，以及把专业知识化为产生社会效果的东西。”王缉思教授认为，社会和国家的需求让他不能只做书斋式的学者。于是，他常运用自己的学术积累、思维框架，结合访问各国产生的见识观感，形成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认识，为一些中央政府机构建言献策，希望能为政策制定提供积极的思路和建议。

“比如我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衰落了没有。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有二十几年了，研究工作很多，积累比较厚重。当我说‘美国还没有衰落’时，可以引经据典地论证这个观点。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政策意义，它有很重要的意义隐含在里面。”

王教授曾说，研究国际政治要有一种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终极关怀，所以他希望将一部分学术积累转化为社会价值。但他表示，这些政策咨询报告的影响是不能量化的，即使事实证明政策制订符合自己的设想，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建言起到了作用。

同样，谈到学科建设，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这门学科还并不成熟，它的发展方向可以是不同的。我希望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更多地为国家的、人类的长远利益服务，它是面向实际的，它要承担起更大的社会功能。”

价值多元与普世价值

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王缉思的理念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具体体现在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员水平和认真培养学生。尽管他称自己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但他一直贯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减少跟教学科研无关的东西，减少内耗，如利益资源分配的内容，努力将学院凝聚力强的优秀传统继承下去。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教学原则：启发性教学。“我让学生们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独立性的想法，而不是给一个成型的东西，告诉你这就是真理。我出的考题都是思考型的，没有现成答案。”

独立思考、创造性见解、对比式的知识积累，是王缉思教授对学生的三点学习要求。其中，他最为看重的是一个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看到一个题目时，你能够说出第一种观点是怎样的，第二种观点是怎样的，第三种观点又是怎样的。”他用极其朴质的语言表述，“每个角度都说出一二三来，然后再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就说明你平时注意观察这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看过一些书，有自己的思考。”

之所以强调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是因为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与他常年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都坚定地认为对方是坏国家，这对他们而言就是事实。阿拉伯世界众口一词地说‘911’事件就是美国人或以色列人干的，然后栽赃给自己。”他带着充满童趣的口吻讲述这些例子，在他看来，站在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真理”。

除此之外，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广泛的社会接触中，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世界上价值观的多元性。“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信神，我不信神，我能去否定他们的智力吗？我有很多信神的朋友，他们有笃信伊斯兰教的、佛教的，还有笃信基督教的，我能说他们全都是错误的吗？”他幽默地反问。

所以，他始终坚持不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论别人的价值观，也不能不经认真思考就认同他人的观点，而应该在各个领域都“听听想想”，积累更加丰富的知识和思想，形成一套自己认为最为合理的解释。

价值观的差异性是国家间各种误会和冲突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他做过不少努力，希望能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理解的桥梁。“给美国人一些关于中国的观念，告诉他们中国实际是怎样的，美国的政策可能会怎样影响中国的反应。这样尽可能地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减少摩擦，营造更加和谐的关系。”

王教授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为他认为社会上和自然界中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也不能简单地做出价值评判。不过他补充：“文化之间是有差异的，但人与人都是平等的。”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他认为人总是同时追求好几样不同的东西：和平、发展和社会公正。

“和平是要追求的，发展是要追求的，社会公正也是要追求的，不能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社会公正包含自由、人权、平等、正义，这是普世价值，是人类永久追求的目标。”

由此出发，王缉思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建议。“你们的生活充满了机会和不确定性，而我们当年是充满了确定性，”他打趣道，“自我选择的余地大了，人生观、价值观的确定更为重要。”

“要追求‘和平’，生活稳定，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发展’也要追求，尽量拥有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而道德的追求，对公正、正义的追求更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眼看着这种追求越来越少，逐渐在社会中缺失。”

“所以，最幸福的时候还是使三者同时得到满足。道德追求是核心，只有当它真正满足了，你才能得到某种精神上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