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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国家疫情治理史上的北大往事

2020/03/10    信息来源: 北大新闻网   作者:    编辑:王道琳

编者按: 开篇 自诞生之日起以来,北京大学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如此,灾难面前也是如此。百廿年来,无数北大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地投入到国家疫情治理中。

今日,北大新青年选择了历史长河中的五个节点,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刻,与你一起重温中华民族疫情治理的点滴时刻。这些缩影,记录了北大的光荣往事和北大人永恒的家国情怀。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凭借其耐心、意志、勇气和智慧,能够战胜阻碍其前进的一切挑战。


“国士无双”伍连德

1910年10月末,行将就木的清王朝进入最后一个冬天,一场百年不遇的鼠疫从西伯利亚肆虐而至。这场鼠疫在四个月内波及中国五省六市,死亡人数高达六万余人,王朝末日之颓丧更加深了鼠疫之惨烈,彼时的东北已是人间炼狱。

由于当时东北已在日、俄两国势力范围内。日俄两国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由,要求派军主持当地防疫事宜。关键时刻,华人第一位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挺身而出,历史的使命就这样压到了这位刚过而立的青年人身上。作为医学博士的伍连德很清楚鼠疫的凶险,但他更明白若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黑死病下的欧洲。出于国土主权的危机感和医者的职业道德,他必须迎难而上。

青年伍连德率领由医生、军警、杂工组成的“二流队伍”,在今人无从想象的艰难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医学才能和领导艺术,一方面与日俄斡旋,另一方面采取了富有成效的系列措施:加强检疫、隔离疫区、控制交通、灭杀病源、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隔离医院收治患者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国家科学防疫行动,当年的经验几经改进绵延至今,依然出现在现代中国疫情治理的诸多场景中。

伍连德(前排左三)与抗击瘟疫组成员(图片来源网络)

肆虐欧洲四个世纪的鼠疫在伍连德到达东北67天后就被控制并扑灭了。鼠疫过后,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建设了第一家自己的现代化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35年,因在鼠疫的流行病研究和预防控制上的巨大贡献,伍连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医院

1918年1月27日医院正式营业这天,站在萧瑟寒风里的伍连德也许未曾预料,这座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医院连同他本人一起,就此成为北京大学百年来参与国家防疫事业的开端,被历史所铭记。

敢叫日月换新天

鼠疫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再度席卷而来。1949年10月末,爆发于察北的鼠疫已威胁到北京安全。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时任北大医学院院长的胡传揆带头在医学界进行响应,附属医院60名医生和170名护士加入防疫队;医学院20名医师和75名护士成为封锁检疫人员(来源:人民日报1949年11月05日)。在政权初建与资源短缺的双重约束中,北大医学人与首都人民奋战40余天直至抗疫胜利结束。

这场战斗使23岁的学生党员顾方舟坚定了献身公共卫生事业的决心。两年后,他公派留学苏联。彼时,一位21岁的宁波姑娘考入北大医学院,她的导师楼之岑在一个月前刚受邀到药学系就职,未来的海淀学院路上因此又多了一位工程院院士。

建国不久,国家开始治理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慢性传染病。1954年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研究控制麻风病和梅毒等性病,所长人选正是那位行动果决的北医院长胡传揆。在主持北医繁重工作的同时,他夜以继日参与制定全国防治麻风病规划,其团队相继提出“积极控制,防止传染”防治原则,制定“查、收、治、管、研”综合性防治措施,在全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麻风病防治体制。到本世纪初,中国麻风病治理已取得历史性胜利。

刘少奇与胡传揆(右)亲切交流(图片来源网络)

1954年,当胡传揆开始研究麻风病时,甘肃学生魏承毓从医疗系毕业并在几年后受命研究霍乱防控,最终帮助国家实现对霍乱的有效治理;彼时上海人陈育德刚刚考入北医卫生专业,在此后的人生中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次年,顾方舟学成归国,多地暴发“脊髓灰质炎”,这种病在国内俗称“小儿麻痹症”。顾方舟团队受命研究该病,仅用四年就研制出活疫苗。为了检验其对人体有无副作用,这位在出国留学欢送宴上敢向周总理主动敬酒的年轻人竟然自己喝下疫苗溶液。为了验证疫苗对儿童的效果,他不满一岁的儿子顾烈东成为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1960年疫苗开始推广,无数儿童因此免于致残,“糖丸”成为几代人的儿时回忆。2019年初,自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顾方舟逝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2000年,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报告上签下名字(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顾方舟归国的同年,那位来自宁波的姑娘顺利毕业,随后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中由楼之岑教授指导完成半边莲和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屠呦呦”这个名字,第一次公开出现在中国医学界。1969年,她接到代号“523”的紧急任务,进行抗疟药物研制。三年后,其团队在青蒿中提取到被命名为“青蒿素”的结晶体,后来又合成双氢青蒿素,这项发明被认为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毕业60年后,这位曾罹患肺结核又顽强存活下来的姑娘,因“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华儿女与中国女性的骄傲。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一起研究中药(图片来源:新华社)

建国以来,鼠疫、霍乱、麻风病、疟疾等在中国历史上流行已久的传染病相继得到控制,甚至被根除。代代北大医学人延续着历史使命,凭借家国情怀和专业学识,与他们的中国同袍们一道,让中国传染病防治状况在短短几十年内“日月换新天”。

英雄壮志义填膺

1955年,当顾方舟和屠呦呦走上工作岗位时。一名来自医学世家的南方小伙考入北京医学院(编者注:1952年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北京医学院,后屡经变迁,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启了传奇的医学生涯。比起师兄师姐来说,他的高光时刻姗姗来迟。

2002年末,一种诡异的怪病打破了新千年的岁月静好,这就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非典(SARS)”。疫情首先在广东暴发,彼时,当年那个破了全国男子400米栏记录的南方小伙已是年近古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叫钟南山,在广州直面“非典”。通过研究,他代表团队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的真正原因。公开资料显示,这份声明的背后受到了当时个别持不同观点的政府部门和学界专家的巨大压力。在父亲坟前沉思良久的钟南山最终选择了“坚持说真话”,为疫情防控争取到宝贵时间。经此一役,无数中国人记住了这个名字,并将这份信任延续至今。

2003年2月,钟南山(右)在医治非典病人

随着疫情扩散,北京沦为重灾区。1918年伍连德建立的北京中央医院已变迁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但由于当时没有传染病房,传染源难以阻断,医护人员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这座“模范的平民医院”(创始人伍连德多年前的期望)也没有拒诊任何患者,全院员工义无反顾地战斗至院内污染严重而被迫整体隔离。短短20天内,全院93名员工被感染,丁秀兰医生、王晶护士不幸牺牲,永远安睡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灵堂。

“非典”结束后,根据统计,包括人民医院在内,北京大学附属六家医院约2000名员工在非典期间扛起了首都近1/3 救治任务。其中,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这三家综合医院,就诊治确诊“非典”病人549例(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

同事悼念丁秀兰、王晶(图片来源:新华社)

医院之外的第二战场还有大批北大人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较量。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曹卫华、詹思延等青年教师火速赶赴北京各区县担任指挥工作;陈育德、魏承毓等老专家则再度出山组成了二线专家组,针对一线遇到的问题提供指导,有效控制了“非典”在北京的蔓延。基础医学院成为科研攻关主战场,药学院积极开展药物研究,第六医院牵头启动我国第一个大型灾后心理保健服务项目,基因试剂盒等成果纷纷涌现。职责所在,万死不辞,在这场交织着光荣与痛苦的“非典”战役中,北大人从未退却。

重洋万里赴戎机

2003年,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悼念因“非典”殉职的急诊科丁秀兰医生、王晶护士时,人群中的呼吸科曹宝平医生第一次对英雄主义有了切身之感。几年后,他转入英雄同事的科室继续工作,并在11年后的2014年远赴重洋,代表北京大学参与国家援助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是一种致死率远超“非典”的烈性传染病,其在2014年的爆发对全球卫生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政府积极开展援非抗击埃博拉行动。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北大人以派出医疗援助、进行专项科研等形式,积极投身到这项国际救援事业中。

作为第三批中国赴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专家组成员,曹宝平深入临床一线参与会诊救治病人。此外,他还与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一同编写了《几内亚疟疾防控知识问答手册(中文版)》,协助医疗队充实更新原《几内亚华人埃博拉防控手册》。

曹宝平等与当地医院同行交流

曹宝平的北大同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主任么改琦早于他一个月出发。她参加当地医疗队门急诊值班,对驻地医疗队开展埃博拉感染控制培训以及常见传染病培训,针对当地华商、中资企业开展埃博拉防控的健康教育培训等,在WHO例会上很好地展现了中国医生的风采。

么改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例会

除此以外,北大人对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贡献还体现在幕后科研工作者的医学研究上。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周德敏、张礼和团队发现了三萜天然产物广谱抑制流感、埃博拉和HIV等病毒感染的共性作用靶点和机制。病毒的相关研究成果入选2017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并发表在期刊Science Advances上。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北京大学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事业中所作的贡献,正是中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新时代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迎战新冠启新程

2020年春节前夕,武汉正式宣布“封城”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此规模的防疫行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防疫战中的关键人物,仍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校友钟南山。今年,他已84岁高龄。

1月20日,钟南山“肯定(新冠肺炎)人传人”的采访瞬间传遍大江南北,人们对疫情的态度陡然警惕起来。与此同时,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已在默默集结医护力量。1月26日,随着国家一声令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三家综合性附属医院共60名医护人员第一批驰援武汉。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2月1日,北大再度派出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带队,由12名医管人员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支援武汉。此后又在2月6日、2月7日各派出一支援鄂医疗队。至2月25日,北京大学共派出四批453名医护管理人员“逆行湖北”,人数占北京援助湖北医疗队的一半以上。

首批参与支援武汉的北京大学医疗队伍

公共卫生战场,王洪源、庞元捷两位教师以及11名研究生志愿者支援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数据统计和分析工作,昼夜不歇地持续奋战在分析全国疫情工作一线。17年前抗击非典时还是青年教师的詹思延、曹卫华等人现在已是北大公卫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的同事一起做了大量疫情分析研判、城市防疫指导、科普知识宣传等工作。

凌晨3点,师生志愿者在中国CDC现场工作

此外,还有很多科研团队正在积极开展针对疫情的科学研究。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袁晓如研究员领导的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通过网络在全国各地分工协作完成了多个疫情数据的可视化工作。基础医学院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林志强/吕丹/游富平课题组致力于合成一种治疗新冠肺炎的广谱抗病毒纳米药物,目前正在开展相关工作。

与抗击非典时相比,北大人在这次疫情中动员覆盖更加广泛,响应程度更加热烈,参与纵深更加延展。丁倩、柳凌华等北大学生联合其它高校学生发起“高原鹅——高校学生援鄂行动”,通过网络平台筹集资金与物资支援湖北,276所高校的876名学生参与其中。佘金燚、黄雨佳、熊梦瑶等一批青年学生在家乡主动报名,志愿奋战在抗疫基层战线。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北大人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役中再次踏上参与国家防疫的新征程。

1927年12月20日,杭州举行北大建校29周年纪念会,马寅初作“北大之精神”的讲演:“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私利,勇敢直前,以述其至高之鹄的。”这是北大人的灵魂初心,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根本所在:为有牺牲多壮志,越是艰险越向前。

参考资料:

1、吴勇:伍连德与中国鼠疫防治,中国日报网专栏2019年11月15日

2、艾智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疫网络与社会动员——以1949年北京市应对察北鼠疫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3期

3、胡传揆:为国人健康效力,北京大学新闻网2019年11月4日

4、“糖丸之父”顾方舟: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新华网2019年01月07日

5、祝贺北京大学校友屠呦呦获2015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北京大学新闻网2015年10月05日

6、医者钟南山,《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37期

7、非典十年记忆,《北京大学校报》2013年第1322期

8、我院曹宝平副主任医师深入几内亚临床一线工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官网2014年11月15日

9、我院危重医学科么改琦归来完成援非开展埃博拉病毒病救治任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官网2014年10月12日

10、北大3项成果入选2017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北京大学新闻网2018年02月28日

11、427人超强阵容!北大医学先后派出四批援鄂医疗队阻击疫情,北京大学新闻网2020年02月07日

12、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战“疫”纪事,澎湃新闻2020年02月14日

13、科研攻关助力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澎湃新闻2020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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