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日至9日，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来自世界25个发展中国家的60余名学子（政府部门中高层官员和经济部门管理者）来到中国的长三角地带，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小岗村，长三角经济带代表性城市上海、杭州，国际小商品集散地、小商品之都义乌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地考察。
南南学院师生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前合影
这些学生一部分是国家发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此次考察是他们在中国的“最后一课”；一部分是国家发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此次考察将开启他们毕业论文的调研工作。在此之前的一年中，同学们在北大修读了与国家发展、公共政策相关的系统的理论课程；此次考察则是要从抽象理论的课堂学习，转为以具象实践为主的田野调查。
带着问题来到课堂，大家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再到理论，循环往复，不断提升，思考和体悟真正的国富之道。
“小岗村农民不仅是中国的英雄，也是世界的英雄”
7月1日下午，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交流会上，听完“大包干”协议签订亲历者严俊昌（1978年小岗村生产队长）、严金昌、关友江的回忆口述，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学生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先行者竖起了大拇指，发出了“世界英雄”之叹。
左起：严金昌、严俊昌、李锦柱（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在小岗村，“当年农家”成为历史的见证。几十名学生拥挤在茅草房的签字室内，想象着41年前的场景——就是在如此简陋、狭窄、阴暗的安徽民屋当中，改革的一声巨雷悄然轰响——十八位农民代表冒着坐牢的危险签下了“生死状”（包产到户的协议）。同学们好奇地用手指蘸上红色的印泥，感受着按下去那一刻的勇气与智慧。
“当年农家”茅草屋，包产到户协议签订处
是什么让小岗村农民在1978年那个寒冷的冬夜挺而走险？北大南南学院学术院长傅军教授在2018年6月第一次考察小岗村之后，就带领研究团队梳理并撰写了南南学院的教学案例《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在这一案例中，我们看到“1977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1978年，大旱加剧了小岗村的贫穷”。
严俊昌老人应邀在南南学院的教学案例上留下签名
如果说“穷则思变”是促成改革的背景，那么“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则是小岗人成为改革先行者的内在推动力。正如傅军所言，“改革需要领导力。小岗的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力并不是官职的高低，而是小岗人那种敢想敢干、在脱贫路上先走一步的勇气”。而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致力于国家发展的领导者，正是南南学院的历史使命。
与大包干精神同样令南南学生惊叹的是改革所释放出的生产力。就在实行大包干的第二年，小岗村生产了66000公斤的粮食，相当于过去五年的粮食总和；人均收入从22元提高到400元，是1978年的18倍（数据来自南南学院编写的小岗案例）。
课堂上探讨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是抽象的，而凤阳展览馆里小岗村“1979年丰收”、粮食堆积如山的老照片，却是制度改变行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佐证。在中国，小岗的案例显示，产权这个概念不是单一的，产权清晰是动态的，有因地制宜的时间维度。
中国就是以这里为起点，走出了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也有释放大量生产力的潜在机会？激励常常蕴含在制度之中，如何加强激励是不同国家学生需要根据各自国情加以探讨的问题。
南南学员向凤阳花鼓表演者（中）学习演奏
政府营造市场
“国家（State）与市场（Market）”是傅军教授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指导学生们分析、解构发展问题的两个维度。“国家发挥了哪些作用？市场又如何给经济带来活力的？两者的关系又如何？” 历史地看，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发展起来的。在发展中求平衡，中国各地的启示是什么?
学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的中高层政府官员，他们担负着本国经济发展的重任。上海自贸区、杭州高新区（滨江）成为他们思考政府举措的又一出发点。
杭州滨江区华为全球培训中心
建立经济试验区是中国政府的创新之举。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多年来就在向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利用国家的力量，吸引社会各界的企业来园区发展，把生产要素、产业链集中到一个产业园中，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在上海自贸区的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来自阿塞拜疆的女生VAFA欣喜地看到自己祖国的高品质红酒在这里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前店后库的模式大大促进了贸易往来；在杭州高新区（滨江），“只要是人才，只要项目好，资金不是问题”“成为最美的天使投资人”等理念让大家触摸到了中国“服务型政府”的温度。
阿塞拜疆女生Vafa在上海自贸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无论是在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和创业人员探讨芯片的研发细节，还是与滨江政府人员互动交流，同学们都感受到了滨江政府对于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创新是有较高风险的，滨江作为一个大的孵化器，必须创造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我们自己也在不断摸索，看如何能更好地吸纳人才，搭建资本平台，理顺创新机制。”
杭州市高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那么，“滨江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它又是如何把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的？”
“创新是滨江的基因。滨江最大的优势在于生态。正是有了良好的生态，才孵化出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这样享誉全球的企业。二十年来，我们的优惠政策一直瞄准高科技企业，汇聚高科技人才；我们没有去做房地产，而是选择了符合这里自然禀赋的一条发展之路。”滨江政府用二十年的坚持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杭州滨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商丽萍介绍情况
而小小的义乌，又何以做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
“义乌的成功得益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营造市场的政府。”傅军教授总结道。义乌资源贫乏，但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就有着“敲糖换羽毛”的独特商业传统，小商品贸易的基因流淌在义乌人的血液中；义乌集结了来自义乌、浙江省和全国（三者各占总商品数量的三分之一）的小商品，经由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信息网络和电商平台走向全球市场；义乌政府顺势而为，在改革之初，就把义乌发展定位在小商品的国际贸易上，一方面通过扶持政策、培训计划实现“发展”职能，帮助企业“干中学”；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规制”职能，保证市场的良好秩序。
义乌市涉外法律服务中心
“工业化不能一蹴而就”
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前期的自然经济状态，国内还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全依靠自然资源，或者农牧业，使得国家经济增速非常缓慢。“但工业化不能一蹴而就，从A状态到B状态，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或许比较痛苦”，傅军告诉同学们，脱贫要有一点“耐心”。
“在追求发展时，不要把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战略措施混为一谈，制定发展战略必须因地制宜，需要的是动态有序的模型来衔接不同的发展时期，因为各国起始条件不同，受路径依赖的限制，没有一个所谓全球最佳的做法。在中国，在计划和市场之间，作为改革的策略，还曾实行过过渡性的价格双轨制。”
“但是，顺序错了就不能成功。比如中国，是先从农村开始改革（比如小岗村），从特区开始改革（比如深圳特区），然后扩展到沿海城市，再扩展到内陆。中国的经验显示，改革是个演化的过程，不可能整体的最优，往往从局部的次优开始，中间需要试错、调整。在企业类型上，中国也是先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知识密集型产业。改革必须顾及所有参与者的承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循序渐进，由点及面，冒进往往会适得其反。”
2019年1月，南南师生赴广东省进行实地调研，追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图为深圳市“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现场
在义乌梦娜袜业，生产车间里只有很少的工人，一只只彩色的长袜就从机器的“口”中吐出，再由工人把里面翻转到外面，平整一下，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在义乌企业双童吸管，一个小小的吸管不仅五颜六色，造型富有艺术感，而且还从环保方面升级到以玉米淀粉作为原料，部分取代了不可降解的塑料。梦娜袜业一方面为国际服装品牌做代工，一方面也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而双童吸管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也预计在百分之六七十，同时远销多个国际市场。这样专注于一个小商品、走向全球市场、为国外品牌代工的模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
义乌梦娜袜业车间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产业升级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义乌吉利汽车发动机车间，“员工微笑墙”上的一张张笑脸，见证着中国人技术创新路上的喜悦；在杭州英飞特电子公司，高品质的LED驱动器为珠港澳大桥带去了五彩斑斓；在杭州正泰太阳能公司，由机器人加工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标志着中国的部分民营企业已经走在工业4.0的前端；在上海中国商飞公司设计研发中心，继C919实现商用之后，更有新的大飞机机型在研发中心酝酿、设计，中国的工业化体系由此日趋全面、成熟。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搭建平台来持续地学习，即所谓边干边学，因为有的知识是缄默的，要在实践中才能学会和提升。
上海中国商飞公司设计研发中心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也为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阿里巴巴的全球贸易网络、支付体系、大数据应用，让同学们期望本国与中国BAT企业多多合作，共享全球化和互联网的红利；上海蔚来汽车在汽车行业整体低迷的背景下，以用户为拥有者，加强用户共享体验的新模式更是帮大家探寻新能源发展的新办法。
杭州市滨江区阿里巴巴集团
南南合作：从金砖银行到G20
发展与合作从来密不可分。如果说政府的有为、市场的有效、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是一国发展的本国要素，那么南南合作则让发展中国家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体的外部。
在上海，祝宪副总裁解释了金砖银行为何更名为“New Development Bank”，“因为希望未来不仅仅服务于金砖国家，同时还服务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祝宪发言
据祝宪介绍，金砖银行力图在几大国际金融组织中间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希望与成员国建立平等的关系，只是提供金融发展的建议，而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同时，在项目选择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更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急迫；金砖银行不是国际捐赠机构，因此会平衡其金融职能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
“我们作为银行，是需要资本回报的。因此，我们事先会评估项目的风险，并与对方国家探讨如何化解或规避这些风险；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有很好的合作，我们会借鉴世行的经验，但不会复制。”祝宪在回答南南学生的问题时说道。
而走进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亲临G20会址则让大家感受到了另一种国际对话、国际合作的可能。2016年，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努力。“当前，经济放缓，南方国家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实现可持续与包容发展”，傅军说。
杭州市G20会址合影留念
“The impossible thing is possible（没有不可能）”，埃塞俄比亚农业部国务部长Dore在最后的分享会上表达了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信心。这份信心来自于埃塞人民的智慧与努力，也来自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体验与解读。
“知晓本国禀赋，找到发展对策，相互借鉴经验，愿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经济增长”，回国前，南南学子收到了来自傅军，来自南南学院，来自中国的这样一声叮咛与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