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解密》有时候就是一个解密的过程，解开中国语言、文化的秘密。这本书不是一本关于间谍的书，它是有关人类和人生秘密的一本书。”
学业、家庭、事业……人生之谜繁多，好麦特回答了很多，却还有很多要去解答。
《解密》波斯文版首发式海报
《解密》波斯文版译者 好麦特
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德黑兰大学读本科时，好麦特的专业是宗教研究与神秘主义。他在“东方宗教与思想”的课程中接触到中国的老子、庄子等思想家，由此产生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兴趣。在来到中国之前，好麦特从未学过汉语。当时的伊朗缺少能够掌握汉语并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恰逢德黑兰大学即将设立中文系，希望派学生到中国求学，学成归国后返校任教。当时，德黑兰大学与中国吉林师范大学有合作关系，经过严格的选拔，好麦特踏上了为期十年的中国求学之路。
中国对于当时的他而言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好麦特为未来在异国的求学生活感到忐忑。而作为伊朗著名翻译家及研究中亚地区问题的学者——好麦特的父亲坚定地支持他的决定，好麦特的妻子米娜也决定陪他一起来中国完成学业。
一向喜爱文学的好麦特相信，语言是了解一国文化的工具，而文学才是真正通向文化的大门。在伊朗，包括《道德经》、四大名著在内的很多中国典籍都很受欢迎，但大家读到的都是通过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作为中介语言二次翻译的译本。例如“道”的概念，由英语译成波斯语后变成了“道路”，而好麦特在一段时间的中文学习后，才从波斯语中找到贴切的哲学、思想概念与之对应。在他看来，东方世界有自己的文化环境与特点，同属东方世界的中国与伊朗，应当有更加直接的文学接触。中国文学在伊朗的传播其实留有大片空白，需要跨越中介语言的障碍去补充。先从语言学起，再深入学习中国文学，最后才能作为“文化桥梁”让中伊两国的文学、文化实现链接。带着这样的期待与规划，好麦特开始了他“从零开始”的中文学习历程。
不经一番寒彻骨
“我觉得中文真的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当然，也是最美、最炫的语言。”
初到吉林，好麦特的学校没有老师使用中介语言教学中文，因此他完全是在“用中文学中文”，难度之大是他没有想过的。面对与母语完全不同的中文，好麦特“汉字一个个认，成语一个个背”，从开始的硬着头皮到后来的读书读报，他对这门语言的热爱也随之加深。
中国整体的社会氛围与家庭观念在好麦特看来与伊朗区别不大，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很友好地接纳了好麦特在着装方面的习惯。最大的生活困难来自饮食，好麦特起初实在无法接受中国菜，过了两个月只吃汉堡薯条的生活后，他减重了十千克。“直到我后来发现了救星——新疆菜，才结束了食之无味的日子”，好麦特笑着说。
从清华硕士毕业后，好麦特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到“天下第一的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学习，才能实现学成归国的心愿。面对一群他心中的“明星老师”，好麦特非常紧张，经过充分的面试准备，他顺利通过了考核，开始跟随戴锦华教授开展博士阶段的研究。
毕业时与戴锦华教授及师门同学合影
戴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不论来自哪里，都用同样的标准衡量。好麦特坦言：“北大中文系的中国学生可以说是未来最优秀的中文研究者，和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压力非常大，但也带给我强大的学习动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戴老师的“工作坊”，定期的学术研讨及交流，能够让他通过这个平台结识很多已是优秀学者的“戴门师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戴老师也给予作为国际学生的好麦特更多的帮助。“压力很大，收益更大。这里我想引用一句中国的古诗：‘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北大的图书馆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好麦特至今都记得早早起床去图书馆占座自习的情景；学累了，就去未名湖边、博雅塔下散心。中午常有人在湖边拉二胡，好麦特非常喜欢，常常陶醉于此。
除了学业，好麦特在生活中也有很多收获。在中国，他与妻子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想要学有所成，同时肩负起对家庭的责任，经过导师同意，好麦特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把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文章译介到伊朗，同时也承担一部分伊朗驻华使馆的翻译工作。即使辛苦，他依然表示，“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导师有时间和我讨论研究问题，我一定立刻赶回学校。”持续的努力和刻苦的学习，让好麦特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留学生奖学金及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这些支持都让他能更好地、心无旁骛地投入学习研究中。
好麦特在北京大学奖学金颁奖典礼上
博士毕业后，好麦特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这段经历让他感受到了中国学生身上“不轻言放弃”的特质。当初他教的一批波斯语学生，目前大多从事与波斯语相关的工作，这让他非常欣慰。除了勤奋以外，好麦特还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送给他在伊朗的学生和所有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德黑兰大学中文系目前在读的80多名学子中多数毕业后会来到中国深造，好麦特一直向他们推荐北京大学。在他看来，进入北大这样优秀的大学后，第一要刻苦学习，第二也要注重道德修养。他认为，没有道德的学者会失去其作为学者的根本价值。
海内存知己
回到伊朗的好麦特，仍然和他的中国朋友、老师保持着联系。通过微信，好麦特关注着朋友们的动态，内心感觉“与中国始终很亲近”；在翻译工作遇到困难时，例如查找资料也无法解释某些词语的意思时，他也会通过邮件向他的中国老师请教。
好麦特目前正在翻译的一本有关唐代诗人及诗词的书，而已经在伊朗出版的，由好麦特翻译的中国作家——麦家的作品《解密》波斯语译本，在好麦特看来则凝聚着太多的“缘分”。2018年，伊朗在北京的一次书展中被选为主宾国，好麦特偶然了解到伊朗的凤凰出版社正在为《解密》一书寻找译者。在阅读原书并观看电视剧之后，好麦特决定让自己试一试。
好麦特和作者麦家在《解密》一书的波斯文版首发式上
自己的作品能够直接由中文译为波斯语，麦家非常高兴，并认为好的作品只有遇到好的译者才能深刻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异国读者。好麦特了解到，麦家的另一部小说《暗算》的英文译名如果直接译回中文会变成“在黑暗中”，未能贴切表达小说作者的意图。因此，好麦特希望自己能够越过中介语言，尽可能地传达文本的原意。“翻译小说对我来说比翻译中国古代文学更难，我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理解文字与其背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好麦特来说，小说的翻译工作就像真正的“解密工作”。
即便困难重重，好麦特也要继续他的翻译工作。随着中伊两国各方面交流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希望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文化。一面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一面译介更多的优秀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好麦特计划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为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同时还在写作有关中国文化的笔记，特别是一些关于中国文学的个人看法和观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更多的伊朗同胞介绍中国。
翻译、写作之余，好麦特也在其任教的德黑兰大学教授汉语听力、阅读与文化课程。当《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与鲁迅的作品一同走进课堂，学生们的反响也更加积极。德黑兰大学也与孔子学院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孔院的中国老师与伊朗学生间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未来，好麦特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教育机构与伊朗的大学开展合作，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与老师到伊朗学习交流。
好，麦，特
根据波斯名字的发音，好麦特的中国老师为刚到中国的他取了“好麦特”这个名字。十年的学习之后，好麦特对自己的中文名有了更深的理解。
“好”字中一女一子，好麦特说“女”是他的妻子米娜，而“子”是他自己。没有妻子的扶持与鼓励，好麦特无法度过困难重重的十年求学生涯；米娜也取得了清华大学的硕士学位，既是贤内助，又是知心人。“好”也代表着要做个好人，代表着他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自我要求。“麦”字象征着缘分，在刚取中文名的时候，好麦特不知道十年后的自己会有缘翻译作家麦家的作品。“特”则代表特别，“相信我与中国有着特别的缘分。”好麦特说道。
在中国，好麦特收到了特别的礼物——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出生在北京的大儿子好星星和小儿子好苏儒，他们俩都非常喜欢中国菜。每次好麦特出差到中国，总是要爸爸给他们带中国的小吃做礼物。“苏儒的名字一半是伊朗文化里非常重要的苏菲主义，一半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家学说，我希望我的研究能给下一代带来好的影响。”
家庭合影
对于好麦特而言，能有幸参加习主席与伊朗总统的会谈则是另一份“中国大礼”。从零开始学中文到十年后结束博士答辩的第5天，他有幸为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对话翻译，好麦特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极大的肯定。习主席夸奖他的中文很棒，这也是对好麦特在华求学十年最好的认可。
作为翻译参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左五为好麦特）
图片来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除此之外，好麦特还曾多次陪同伊朗部长团前往中国各地参加会议，他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很深的体会。“单边主义只会带来伤害，而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中，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多边主义毕竟只是一个词汇，把它真正落实在实践中才有意义。中国与多国的互信互利，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平等与理解。”
采访中，好麦特总是说需要翻译的东西太多、需要完成的文化传播工作太多，而人手与时间都太有限。好麦特的经历，是无数等待发现的可能性之一。无论所来何处，无论所寻何梦，北大将与她深爱的学子们一起，共同探索伟大人生的未知之谜。北京大学的大门永远为如同好麦特一般求知若渴的学子们敞开。
好麦特Hamed Vafaei
来自伊朗德黑兰，本科毕业于德黑兰大学，2009年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学。2014年取得清华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学位，2018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多次荣获北京大学留学生校级一等奖学金。作为中文系的博士生，在从事中文学科研究工作以外，好麦特在课余时间还参加了包括习近平主席与伊朗总统会谈等多次国际交流翻译活动。毕业回国任教于德黑兰大学中文系，目前已在伊朗出版中国作家麦家《解密》一书的波斯语译本，致力于推动中伊两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传播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