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航天事业走进第70个年头。这一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中国航天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10周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十五五”规划纲要新增“航天强国”建设，《政府工作报告》首次赋予“航空航天”以“新兴支柱产业”的定位。

70年筚路蓝缕，从导弹、原子弹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火星探测，从国家队到商业航天，有一个群体在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留下了自己的坐标。他们之中，有的名字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有的至今默默无闻。但他们都从同一个地方出发，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大人。

点火：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

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与一批怀抱“科技救国”理想的归国科学家紧密相连。

1935年，郭永怀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他赴美深造，师从力学大师冯·卡门，与钱学森合作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震惊国际学术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跨过太平洋。郭永怀的回国之心从此再未动摇。面对美国移民局“为何来美”的盘问，他的回答没有丝毫迟疑：“到美国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去报效祖国。”

回国前夕，面对美国当局的阻挠，他在送行晚宴的篝火旁，将10余年积累的未发表手稿一页页投入炭火。有人惋惜，他平静地说：“这些东西烧了无所谓，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这是一个赤子的回答。

郭永怀（来源：新华网）

1956年回国后，郭永怀一头扎进国防科研一线。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核武器研制基地，他和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喝碱水、住帐篷、啃冷馒头。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用到牺牲，从未换过。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刻，长期超负荷工作的郭永怀才放心地昏睡过去。

因为工作的极度保密，他成了一个总是对女儿“爽约”的父亲。面对女儿索要生日礼物的请求，他只能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她的礼物。

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来源：《中国青年报》）

1968年12月5日，一场空难带走了他的生命。救援人员在飞机残骸中找到他时，发现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相拥，将一个公文包死死护在胸前——里面是一份关键数据。

郭永怀牺牲时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佩戴的手表（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爆成功。那份浸染着智慧与鲜血的数据，发挥了关键作用。只是，那位幕后的功臣，再也看不到了。

50年后，天上真的多了一颗以他名字命名的星星。2018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编号212796号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那个父亲对女儿许下的承诺，跨越半个世纪，被宇宙记住了。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横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三大领域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功勋奖章的科学家。而他的故事是一个缩影。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2位是北大校友。他们当中，有坚持以飞船而非航天飞机起步、一句“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铜板这么干”改写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路径的王希季；有推动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对女儿说“我们要做一件比原子弹还重要的事情”的赵九章；有临难受命主持中近程导弹研制、曾偷偷摸黑横跨北美大陆搭运兵船回国的屠守锷；有联名倡议“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辟航道的陈芳允和杨嘉墀……

他们是中国航天的“点火者”，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他们用青春、智慧乃至生命，把民族复兴的火种引向了天空。

火种一旦燃起，便再未熄灭。

郭永怀曾对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两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这块铺路石子的精神，从那时起，被一代代北大人继承下来。

托举：把中国人送上太空的基础工程

如果说郭永怀那一代人完成的是“从无到有”的开天辟地，那么紧随其后的北大人，面对的则是日复一日、琐碎到近乎枯燥的基础构建。大国重器的背后，是无数个默默无闻的日夜。数学力学系校友余梦伦院士，196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总体部，从此开始了他与弹道设计60余年的相伴。

余梦伦（来源：央视《吾家吾国》）

最初为导弹计算飞行路线的工具，是手摇计算机。一台简陋的机器，靠着齿轮的咬合一圈一圈地摇出乘除运算。做一次乘法需要将近一分钟，一天下来手腕酸胀。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要想导弹打得准，手臂就得先摇肿。”就是这样一次次的手摇，摇出了中国最初的导弹弹道。

手摇计算机

40多岁时，计算工具换成了微型电子计算机，余梦伦从零开始学习编程。在反复推演中，他提出“小推力弹道方案”，让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提升了25%。1990年，由他参与全程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首发成功。这是中国航天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多年后他回忆说：“有了‘长二捆’，才有了载人航天。”

从手摇计算机到超级计算机，从青葱少年到鬓发染霜，余梦伦在同一个班组里扎根了整整60多年。他亲手培养的学生中，许多已成为航天领域的总师、副总师，他自己却始终甘当最基层的“蓝领”。2009年，他所在的班组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余梦伦班组”——这是中国航天第一个以院士名字命名的科研班组。

与他同级的生物系校友张静雪，则投身于航天生命科学。

1960年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后，张静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人要上天，动物必须先去探路。20世纪60年代，她参与首批生物火箭发射，监测搭载小狗的生理指标。正是因为这些微小生命的试错，团队首次申请直升机参与回收——这便是今天中国专业航天搜救体系最初的雏形。

生物火箭任务中，张静雪带领小狗进行生理测试（受访者供图）

这些细节看似微小，却是中国载人航天每一个环节赖以建立的基础。没有动物实验的先行探路，就不可能有后来航天员的从容飞天。2022年，张静雪在回忆文章中写道：“56年过去了，我依然怀念它们！”

而她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事，是参与了中国首批航天员的选拔。1995年到1997年间，她负责低压舱生理功能选拔检测工作。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这些后来家喻户晓的名字，她都曾在他们选拔测试结果中仔细翻看，“不敢有丝毫马虎”。

张静雪夫妇与航天员杨利伟（中）（受访者供图）

张静雪夫妇与航天员费俊龙（左一）聂海胜（右二）（受访者供图）

2003年10月15日，当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向太空的画面出现在电视上，已经退休的张静雪热泪盈眶。数代人的接力，中国人的航天梦终于实现了。“服务于中国航天生命科学事业是我终生的幸福！”

航天英雄杨利伟后来对她说：“没有你们，哪有我们。”

这是基础工作的力量，这也是北大人最朴素的精神底色——把根扎进最深的土壤，把事做到最实的细节。

飞天：从近地轨道到深空疆域

进入新世纪，航天的边界被不断拓宽。神舟飞天、嫦娥揽月、天宫建站、“祝融”探火……在这一进程中，新一代北大人接过了前辈留下的火炬，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力驱动下，将中国航天的版图一点点向深空延伸。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1982级地球物理学系校友高铭在“应用系统”坚守30多年，是八大系统中唯一的女总指挥。

从神舟二号到神舟八号，从天宫一号到天宫二号，再到中国空间站建造与运营——这20多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经历的每一次跨越，她几乎都置身其中。她全面主持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的战略研究、任务规划及工程实施，论证提出了神舟七号伴随卫星伴飞试验、中德合作空间生命科学实验等一系列重要应用规划。在她的组织协调下，中国航天员的太空科学实验、空间生命科学的国际合作、伴飞卫星的在轨试验等任务陆续推进。

2020年，高铭作为校友代表回到北京大学，在毕业典礼上向学弟学妹们分享了寄语：“愿大家以担当砥砺强国之志，以创新展现强国之才，以奋斗奉献强国之力，在成就‘大我’中升华‘小我’。”而这也是她自己一以贯之的人生信条。

之后，一代“80后”北大人正在中国航天的几个关键维度上独当一面。

物理学院校友黄震2010年正式加入中国载人航天团队。一年半后，他成为载人飞船最年轻的总体副主任设计师之一。

黄震（来源：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神舟九号执行中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任务时，黄震负责相关方案设计。在太空中，飞船对接需要瞄准十字靶标的靶心，但太阳光线产生的阴影会遮挡靶心。为了穷尽每一种可能的工况，他用纸壳做了很多模型，举着手电筒模拟太阳，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地比对、检验。后来，神舟九号在轨完成对接的影像传回地面，他将实际拍摄画面与方案逐帧比对，结果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2020年，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需要从8000公里高度返回，比此前飞行器的返回距离放大了20倍。试验那天，黄震守在着陆场，面对穿越“黑障区”的50秒失联，他在着陆场死盯雷达，直到减速伞如期绽放。

如今的黄震，是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领域最年轻的副总设计师之一。他和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年轻团队一起，正在投入月面着陆器的研制。他说：“让中国人千年登月的梦想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黄震（来源：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数学作为基础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北大学好数学，用数学的知识探索航天，应当是无往不利的。”2007年数学科学学院校友姜宇本科毕业，回到了让他梦想发芽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从一名助理工程师做起。

姜宇（来源：央视军事）

工作5年后，他重返校园深造，硕博合在一起只用了4年时间，其中博士阶段学习仅用1年9个月。1年9个月的博士就读时长背后，其实是长达9年的科研生涯的浓缩。那9年里，他从未离开过工作一线，所有的科研问题都来自真实的航天任务。也是在这段时间，姜宇开始尝试用北大数学训练赋予他的工具，去解决航天领域中真正的“硬骨头”。

2012年，他用黎曼几何方法研究小行星探测器的环绕轨道设计，这是一个被国际同行视为极难的课题。面对种种质疑，他坚信自己的推演过程，最终研究成果获得国际认可。几年后，面对国际航天领域日益严峻的“太空交通管理”问题，姜宇又一次走在了前面。经过多年攻关，他主持建立了中国自主的空间目标解体溯源计算技术体系，应用于多次重大空间目标解体事件的分析之中，溯源精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8年，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姜宇在国外进修一年。访问结束前，外方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留下担任高级研究员，继续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他婉拒了。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却是有国籍的。虽然当时钻研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方向，但带回中国也一定是有价值的。”

工作中的姜宇

到2024年，姜宇已主持31项航天任务的轨道控制工作，成为该领域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一。回首自己的科研之路，他用钱伟长先生的一句话作答：“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中国航天的脚步，已经不止于近地轨道——从月球到火星，中国人探索宇宙的目光正在向着更深远的深空延伸。而在这场跨越亿万公里的远征背后，同样有北大人的身影。他叫崔晓峰，1996年互联网浪潮汹涌而起，而他坚定地选择了航天系统，开启近30年的航天生涯。其间，他到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杨芙清、梅宏两位中国软件工程领域的泰斗。从神舟一号到嫦娥四号着陆月背、嫦娥五号采回月壤——长期从事航天软件研发、软件工程管理、航天飞行控制等工作，曾担任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软件专业总师、火星探测任务总师等。

于北京大学读博时的崔晓峰

2021年5月15日，由他担任飞控型号总师的中国首枚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北半球的乌托邦平原。“祝融号”火星车原定在火星表面工作90个火星日，最终连续工作超过370个火星日，远超预期。

2022年，在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崔晓峰作为校友代表发言时也和毕业生同学们分享了自己作为总师亲历火星探测任务圆满成功的喜悦：“从这个角度讲，我也正好算是和同学们同期完成了自己的一次来之不易的毕业！”

天地：跨越400公里的“曙光明白”

2021年11月7日，一场跨越400公里的北大校友互动，见证了中国航天又一次历史性的跨越。那一天，神舟十三号航天员进行首次出舱。直播中，一声声冷静的“曙光”口令，指引着航天员迈出舱门。这代号“曙光”的地面指挥，正是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02级校友吴昊。

吴昊

为了这10个小时的从容，吴昊在地面经历了漫长的淬炼。她2014年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不到两年就成长为航天员训练主教员。2019年，组织希望她加入出舱活动训练组。这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有人劝她说，出舱训练风险高、强度大，不适合女教员。她没有犹豫：“只要组织需要，就该勇挑重担。”

她在低压舱、模拟失重训练水槽、出舱活动程序训练模拟器之间来回穿梭，组织航天员完成了上百次训练。为了辅助航天员的水下训练，她自学潜水，在水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5个飞行阶段100多项重要操作、60余个故障处置预案、4类应急程序——全部烂熟于心。

当她坐在地面指挥岗位上，戴上耳机，发出第一声“曙光明白”时，台前的从容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反复演练。

而在400公里之外的真空中，回应“曙光明白”指令的航天员王亚平，同样是北大人。她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缓缓出舱，迈出了中国女性太空行走的第一步。

那一刻，亚洲航天史也由此翻开新的一页——王亚平成为亚洲首位完成出舱任务的女航天员。

王亚平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抵达太空。早在2013年6月，她就作为神舟十号航天员乘组成员首次出征，完成了为期15天的太空飞行。8年后，她搭乘神舟十三号再次飞天，在轨驻留长达183天，创造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在轨时间最长的纪录。两度“飞天”圆梦、三上“太空讲台”——王亚平用一次次的“摘星之旅”，把中国人对宇宙的好奇与浪漫，带到了更高的天空。

一项伟大的事业，从来不只属于直接参与它的人，也属于每一个被它感召、被它点亮的普通人。神舟十号任务期间，王亚平在天宫一号上进行了中国首次太空授课。短短40分钟的太空课堂，全国有6000余万名中小学生通过电视直播实时收看。失重环境下的水膜实验、单摆运动、陀螺旋转——那些抽象的物理原理，第一次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在孩子们的眼前。许多人后来回忆，那是他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科学的浪漫”和“太空的辽阔”。8年后，当王亚平再度执行飞天任务时，她惊喜地发现，当年那些坐在教室里听她讲课的学生，已经有人成长为她身边的同事。

她说，自己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也看到了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

破壁与新章：新商业航天与苍穹记录者

新时代，“航空航天”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北大人同样勇立潮头。

2018年5月17日，西北某航天发射基地的戈壁滩上，一枚印有“重庆两江之星”字样的火箭在轰鸣声中刺破苍穹。这是中国首枚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发的商用亚轨道火箭。带领团队实现这一突破的，正是舒畅。

舒畅（来源：《商界》）

2015年，已升任联想控股副总裁的他递交了辞职信，创立零壹空间。在当时，民营企业造火箭在中国几乎被视为天方夜谭。政策门槛高，资金缺口大，技术壁垒厚，质疑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几个年轻人加上一点投资，就想造火箭？”

但舒畅看到的是另一面：哪怕只有5%的可能，背后也藏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巨大市场。在这场“看似疯狂”的航天梦背后，舒畅也展现出理性的另一面——他将宏大的火箭梦拆解为发动机试车、控制系统验证、全箭总装等清晰可控的技术节点，把“研发里程碑”与“融资节奏”紧密挂钩，把天马行空的火箭梦“翻译”成资本市场能够理解和信赖的商业语言。

国内首枚民营自研商用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发射（来源：《商界》）

2018年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民营航天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后，零壹空间研制出极具便利性的集装箱式发射平台，可实现“30分钟拎箱就发”的快速响应能力。2019年3月，零壹空间的OS-M运载火箭在发射后出现失稳，与成功失之交臂。航天事业从来都伴随着失败的阴影——它是一个允许做梦但不允许侥幸的行业。但失利之后，舒畅和他的团队没有停下来。他们继续打磨技术、积累专利、迭代产品。一次又一次的起飞、坠落、再起飞，构成了中国民营航天最初10年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舒畅入选“商业航天十年影响力人物”。

新章：每一颗星，都在生长

从郭永怀193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算起，已经过去了90多年。如今，接力棒交到了“90后”手中。他们出生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载人飞船；他们走出校门时，中国空间站正在建造。中国航天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飞跃，恰好与他们的整个成长轨迹同频共振。

在火箭推进的最前线，北京大学工学院2014级校友张树杰，担任了2022年10月梦天实验舱发射任务的一级动力系统指挥。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师从连续爆轰发动机专家王健平教授，从北大实验室到文昌发射场，他把基础研究的功底转化成了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笔。

张树杰（来源：央视新闻）

在固体动力的研制一线，武丹2015年从北大博士毕业后进入航天科工系统，如今已是某型号副主任设计师。

武丹（来源：《湖北日报》）

计算力学博士校友郭宇飞，跨界研究“类脑智能”，除夕夜死磕论文，让中国航天前沿技术获国际认可。

郭宇飞在某研讨会上（来源：航天智能院）

还有一位北大“90后”，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中国航天事业。他叫刘博洋，用自主开发的光学跟踪程序在旷野中追拍中国空间站，完整记录了中国空间站从无到有的全部成长过程。“影像的意义在于记录。每一个历史时刻都应该有人记录。如果没有人做的话，那我必须得去做。”

刘博洋（来源：央视新闻）

在拍摄空间站之余，刘博洋还坚持做天文科普，给乡村小学的孩子们上天文课。他发现，即便在偏远的山区，孩子们对星空也有同样强烈的好奇心。他说：“希望能播撒热爱天文的种子，让更多人去看看满天星光。”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铺路石子”。

刘博洋给乡村小学的孩子们远程讲授天文课

更多的名字，写在星图上

在中国航天70年的星图上，还有更多北大人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篇报道中。他们在戈壁滩的发射场值守过一个又一个除夕，在深山里的测控站校准过无数次微弱的信号，在实验室里为一个参数反复验证到深夜……他们没有勋章，没有头衔，也没有镜头。但他们和那些有名字的北大人一道，为中国航天事业奔跑。

70年来，北大人参与中国航天的方式在变，但有些东西始终未变：

未变的，是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的赤子情怀；

未变的，是甘当“铺路石子”的奉献精神；

未变的，是对真理不懈追求、对事业精益求精的科学品格。

仰望星空的人，最懂脚下的路。

2026年，致敬每一位投身中国航天事业的北大人——那些镌刻在功勋谱上的，和那些至今无名的。

他们的名字，国家不会忘记，宇宙正在铭记。